全国人大代表杭侃指出，“悟空”带来文旅热是好事，但也需做“冷思考”。“悟空”形象的热度带动了云冈石窟等文旅资源的关注与开发，这促进了当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然而，不能仅停留在热度表面，要注重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传承，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文化失真。同时，要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确保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不损害文物本体。应以“悟空”为契机，将文旅融合发展与文化保护并重，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让文旅热真正惠及文化与社会。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周欣怡 王莉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曾育文（除署名外）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提升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水平。《黑神话：悟空》为文物大省山西带来“泼天流量”，曾经“高冷”的古建筑、博物馆、考古遗址纷纷成为文旅“顶流”。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接受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独家专访，讲述在文物保护利用受到空前重视的当下，如何平衡保护与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如何破解千年佛像修复的密码……

强化考古研究

不仅是对“考古人”的要求

羊城晚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提升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水平，请谈谈您的理解。

杭侃：中国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但这些文化遗产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运用在文化强国的建设当中？我认为，首先要研究好，提升考古研究水平。做好研究才能做好阐释，做好阐释才能做到有效传播。

我们每年都在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家能感受到中国的地大物博、文物众多。但实际上，考古发掘只是科学提取信息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做到有效阐释，社会大众就不知道考古到底挖什么、有什么意义，更不必说有效传播了。

所以，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提升考古研究水平，这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羊城晚报：考古研究水平的提升需要做哪些努力，目前面临哪些困难？

杭侃：在我看来，考古是一个基础学科，也是门交叉学科，它能给很多专业提供有用的研究材料，不局限于考古专业本身。比如，竹简涉及古文字学以及古史的研究；再比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掌握了对植物、动物遗存不同的提取方法，能够复原当时的生态环境……这些都是专门之学。

提升考古研究水平，不仅是对我们狭义“考古人”的要求，也需要考古相关学科共建学术平台，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做好资料的研究和阐释。

我国在学科设置上专门设置了交叉学科，但实际上，在高校里真正“交叉”起来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深入的“交叉”。提升考古研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爆红”并非偶然

背后是长期积淀

羊城晚报：对山西文旅来说，过去一年尤为特别。《黑神话：悟空》给云冈石窟乃至整个山西带来了“泼天流量”，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杭侃：在《黑神话：悟空》带来的文旅热潮中，咱不妨做一些冷思考。

首先，任何能产生效益的事件背后，都存在长时间的积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1950年，相关部门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赴雁北（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地区）各县做考古及调查古建筑的工作，其中就调查了云冈石窟、五台山佛光寺、应县木塔等。

1961年，云冈石窟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周恩来总理参观云冈石窟时，提出云冈石窟维修三年工程。1974年，云冈石窟大规模维修保护工程开启，持续至1976年。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我简单叙述这一历程是想表达，如今云冈石窟的热度不是一蹴而就的。

过去一年，《黑神话：悟空》和相关媒体的推动形成很强的宣传效应，但是相关遗产点能否接住这些流量呢？

一处文化遗产要成为热门旅游景点，需要周边完备的配套基础设施，比如便利的交通、停车场、餐饮、住宿等承载能力。近年来，山西进行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了一些旅游产品。但是，不同景点的接待能力不同，云冈石窟景区每日最大承载量为46000余人，一般景点可能做不到。

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在“泼天流量”来临之时，需要进行冷思考：一定要以保护为前提，对各个遗产点的接待能力进行评估，在保护和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提出建议，将这些文化遗产点进行分级评估。比如，哪些点已经很成熟、可以对外开放；哪些点配套的基础设施不太成熟、暂时还不具备开放条件，我们应该及时向社会说明。有序开放，才能保证文化遗产的利用在合理范围内。

插上科技之翼

石窟各地“巡游”

羊城晚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创新成为热点话题。在文保领域中，科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杭侃：科技已经广泛运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阶段，包括病害机理的检测、保护材料的研发等，这也是大势所趋。

在传播方面，科技也发挥很大的推动作用。技术带来的传播手段，能进一步满足观众的文化需求。以云冈石窟为例，景区内不仅有大家熟知的巨大佛像、雕刻艺术品，还有博物馆、美术馆和院史馆。在去年那么大的客流量中，大概有1/3的客流都参观了这些馆，也分担了景区的接待压力。

云冈研究院今年已经开始建设数字馆，希望能带来更广泛的传播效果。我们已经有过这类尝试，比如在数据采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3D打印、AR、VR手段，等比例高精度复制还原了备受关注的第12窟，其因为有众多乐舞形象又被称为“音乐窟”。去年，等比例复原的第12窟就在郑州展出，现在正在宁波展出。这不仅扩大了宣传，更能吸引观展的观众到云冈石窟亲眼看一看。

我们还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做更多工作。比如，第12窟内天宫伎乐所使用的乐器有中国本土的，也有不少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过来的。它们是怎样传播的？它的声音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通过景区内的博物馆进一步阐释，甚至可以做一个可听、可玩、可互动的装置，让游客自己去弹一曲。

复原千年佛像

AI潜力无限

羊城晚报：除了提升文物展示和传播的效果，最近被频繁提到的人工智能在文博考古工作中有什么应用场合？

杭侃：可能有人会说，考古、文物都是面向过去的，是不是和最先进的技术有一定的距离？实际上，先进技术很早就运用于文物保护、研究、展示、利用等各个领域。像碳14测年技术，发明没多久就引进中国了。

包括人工智能，我们也早就在使用。比如，云冈石窟第20窟以著名的“露天大佛”闻名，游客都会在此拍照打卡。由于早年窟顶坍塌，“露天”景观得以形成。虽然东立佛和正壁主尊保存完好，但西立佛却已经垮塌。

前些年，我们考古发现了西立佛的残块，如果用过去的方法来拼接，是很困难的，因为有些残块体量很大，难以来回搬运。我们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每一个残块进行三维扫描、数据计算，然后让机器学习，目前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西立佛数字化复原工作。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文物研究领域还可以发挥更多作用。比如，我们正在研究一个课题，洞窟内的千佛到底是一个人刻的，还是不同工匠刻的？又如，云冈石窟这一国家工程建成之后，参与的工匠有没有可能流动到其他地区？“云冈模式”影响下的其他石窟，有没有从云冈流出的工匠参与？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这些问题都是有可能解答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科技创新、数字化技术一定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也会引起研究范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