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2026年回望“广州得名1800年”时，我们究竟在回望什么？

公元226年，三国吴黄武五年，孙权“分交州置广州”，“广州”第一次作为州级行政区划见于正史记载。

但1800年前的“广州”，并不是今天这座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广州市”。据历史考证，当时孙权割南海、苍梧、郁林等郡立为“广州”，其辖境东濒大海，西抵云贵高原，并与南面的交趾地区彼此联动。这是一个辽阔的“州级”政治地理空间，而非单一的都邑。

而作为这一庞大行政空间的治理中心，当时真正承接政令的指挥中枢和岭南都会，是一座名为“番禺”的城市。这里的“番禺”也不是今天的广州市番禺区，而是枕白云、临珠江的古番禺城。自秦设番禺县、置南海郡治于此，南越国亦曾建都其间。及至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交州刺史步骘迁州治番禺、扩筑城郭，使之逐渐形成县、郡、州三级治所同城的格局。正是这一区域性权力和文化的提前集聚，为九年后（公元226年）“广州”建制的真正落地，提供了坚实的治所空间与条件。

换言之，最初的“广州”，是一个“大广州”的概念；而“番禺”，则是那颗正在发育、不断向内聚拢文明血肉的城市心脏。两者的历史性交汇，悄然拉开了后世“广府”生成的序幕。

2026年，恰逢“广州”得名1800周年。5月18日，“余广州 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开幕。这是该馆“寻迹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六部作品，也是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没有帝王将相，不重金银奢华。展览集中展出了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将目光落回一个长期被忽略的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

这个时代，上承秦汉，下启隋唐。

从全球大历史的视阈观察，公元三至六世纪，整个旧大陆都经历着古典秩序的深层震荡。在西方，罗马帝国在蛮族迁徙的漫天烟尘中走向碎裂，地中海商贸圈濒临瘫痪，欧洲坠入漫长的过渡期。西方碎裂，东方板荡。中原王朝亦陷入长期的战乱与分裂。

但文明的江河没有断流。华夏文明的连续性，在向南的流动中，寻找到坚韧的支点。在这个时候，大批中原士族与民众开启“北顾而辞”的漫漫南迁，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由于地处沿海且社会相对安定，在文明的重组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很多后来被视为中国南方核心部分的生活方式、行政结构与文化气质，也正是在这一轮南迁与重组中，逐渐成形。

长期以来，以广州为中心的晋南朝研究，相对薄弱。而此次展览，基于黄埔姬堂晋墓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发掘晋南朝墓葬的资料整理成果，并精心挑选了近年来广州晋南朝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将几代考古人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较为集中地转化为了公众展览。

探方之外，还有案头；新土之下，亦有旧档。

展览突破了传统考古展“重田野发掘、轻室内研究”的局限，完整呈现了“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学术研究—公众阐释”的全链条价值。它也提醒人们，历史的复原不仅依赖田野发现，同样依赖发掘之后漫长而细致的整理与研究。

这也是这场展览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的具体举措，它不再只讲“发现了什么”，而是让文物说话，阐释“历史是怎样一点点被重新辨认出来”。

那块1982年广州北郊柳园岗出土的西晋铭文砖，也因此，成为整个展览的精神中心。

砖上可见：“余广州 平且康”。

简净，拙重，不加修饰。它越过了所有宏大叙事，直击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生机，化作一份无可辩驳的历史底案。

壹

从广信到番禺：岭南重心的东移

今天的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广州生来就是岭南的中心。但汉武帝平南越以后，中央王朝出于控制岭南的需要，长期是将区域政治重心，安置于更靠近内陆和中原的广信（今广东封开与广西梧州交界一带）。广信扼守西江水道，既便于沟通湘桂，也更有利于朝廷制衡南海沿岸势力。

水网交织，通达中原。这是帝国的内陆逻辑。

由是，广州中心地位的最终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制度重组。正如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在接受采访时所指出的，地理提供了可能，而政治则将这种可能变为了现实。

这种“政治的实现”，首先体现为岭南政治重心的东移。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七《泿水》）

2024年，考古人员在越秀区小马站—流水井遗址发现的东汉城墙遗迹，正隐约映照这一轮城市扩张的雄心。

这是岭南政治重心一次关键性的东移。

九年后，即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为削弱盘踞交州四十余年的士燮家族势力，正式“分交州置广州”，“广州”之名由此首次出现。其后，因地方局势变化，此地一度重新并入交州。直到东吴永安七年（264年），朝廷在平定交趾地区叛乱后，再次“分交州，置广州”，“广州”作为一级行政区的建制，才被真正固定下来，并沿置不废。

步骘的“迁”与东吴的“分”，开启了“广州城”（“番禺”）从郡治到州治、从区域港口到岭南政治中心的身份跃升。

自此以后，“番禺”不再只是帝国南缘的一处滨海都会，而逐渐成为整个岭南地区的政治中枢。“广州”建制的确立，则意味着岭南被更深地纳入帝国治理体系之中。

贰

“天下荒”与“平且康”：谁来到了“广州”

不写王侯，只看苍生。展厅中最打动人的，并不是大人物。这里留存的，全是关于“活下去”的痕迹。

永嘉之乱后，中原长期战乱。据学者谭其骧统计，自西晋永嘉年间至刘宋，累计南迁的中原人口约90万。

第二部分“茫茫南渡”，就围绕这一过程展开。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东晋“周颐”六面铜印，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件器物。印文中同时包含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带有明显的北方士族系统特征；而它的“六面皆印”，堪称一组微型的“实用文书系统”。与之并列展出的，还有三足凭几、陶器座等。

这部分器物大多是明器，清晰昭示出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它们共同说明：魏晋时期的“广州”，已经不仅仅是帝国边地，而正在成为北方人口重新定居的新空间。

越过重山与波涛，人们纷至沓来。为安置这些移民，中央王朝在“广州”密集增设、侨置郡县。例如，从传统的番禺、增城等县地中，逐渐析置出熙安县、绥宁县、怀化县等建置，用以安插北来士族并重组基层户籍。这种人口的增长，在田野里留下了无可辩驳的痕迹。

当时，广州地区的墓葬数量明显增加。七十多年来，广州考古发现了近一千座三国晋南朝墓葬。高密度的聚落本身，就是人口激增与社会稳定的物质实证。

大迁徙的惊涛骇浪，最终，都沉淀为地层里的无声岁月。而真正让“平且康”变得具体可感的，还有黄埔姬堂晋墓M3出土的陶水田模型——

田中有人扶犁，有人挖沟，有人荷锄而归。耕牛低头向前。

一具泥模，盈尺之间，却有安定人心的力量。

它客观反映了中原先进的牛耕犁田技术与岭南丰富水网环境的深度交融。所谓“平且康”，并不是天下太平，而是在那个“天下荒”的年代里，人们依然能够种田、吃饭、成家、安顿祖先。

王朝会崩裂，人口会迁徙，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总会重新长出庄稼。

叁

梁盖的刀与砚：南渡者的岭南家园

如果说陶水田模型呈现的是普通生活，那么梁盖墓，则呈现出另一种复杂的时代气质。在展览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中，黄埔姬堂晋墓M3出土的滑石铭牌，让这位1700年前的岭南武官，重新走进观众视野。

滑石铭牌上完整刻录着他的身份：“牙门将宣威将军武猛都尉关内侯南海郡增城县西乡梁盖年六十宜公位”。这一行三十个字具有极高的标本意义：牙门将为中下级实职，宣威将军为杂号将军，武猛都尉为勇号，关内侯则为虚爵。这种实职与虚爵兼具的特征，精准还原了一位出身基层、凭借军功在边郡步步擢升的武官形貌。

而墓中的随葬品，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对照。一边，是长逾一米的环首铁刀、带有精密刻度望山的鎏金铜弩机；另一边，则是松烟墨、石砚与文书用品。

刀与砚，并列在同一个墓室中。

一武一文。一动一静。铁刀向外，用于维持边郡秩序；石砚向内，用于赓续行政文脉。这位“年六十”的武官的人生行囊，就是北方士族制度、公文书写与岭南风土，在血火中交融的微观缩影。因为，真正来到这里的人，不只是逃难者。他们同时也把中原的行政经验、书写传统、礼法秩序与生活习惯，一并带到了南方。

我们终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真地，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园。

从州城营建到城市设施，从青瓷鸡首壶到金银饰品，这些文物共同呈现的，是一个逐渐稳定、繁荣，并开始形成自身生活秩序的区域中心。

江河激荡，群星闪烁。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人物次第登场。东汉末年的士燮家族，经营交州数十年，以儒学教化边民；良吏陆胤任内大兴土木，开凿甘溪，引导山泉入城，彻底解决了番禺民众饮水受咸潮困扰的生计之苦；刺史吴隐之赴任途中酌饮石门“贪泉”，赋诗明志，以一生的清廉，抵抗了财富的诱惑。

尤为典型的，是番禺区大龙街道新水坑村将军山发掘的南朝刘宋陈元德墓。这位甘肃陇西籍的建国大将军，历仕东晋三朝，晚年隐居番禺，享年九十一岁，是广州目前墓主人身份明确、流传有序且有后人延续至今的年代最早的墓葬。从天水到番禺，个体的命运，化作“北人本土化”的家族实证。

再至以岭南为根基挥师北上、重建南朝秩序的陈霸先；以及，通过“冯冼联姻”推动汉俚融合、促成海南岛重新归附中央政权的冼夫人——他们从不同方向参与了岭南秩序的重建，也最终推动岭南重新汇入中华大一统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

肆

海风与南海：广州走向深蓝

很多人以为，广州真正的海洋时代，开始于唐宋。但展览最后一部分“多元融合”提醒我们：更早的时候，广州其实已经深度卷入海洋。

历史的逻辑往往质朴：当北方陆路交通反复受阻时，海路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展厅里，隐约浮现出一张庞大的海洋网络。其中，出土文物的科技检测，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1986年，广州北郊狮带岗晋墓出土了一件蓝色玻璃碗残片，壁薄如纸，最薄处仅1毫米。据电子探针能谱分析，这件钠钙玻璃的化学成分，虽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玻璃有别，却与西亚萨珊玻璃高度接近，推测与其制作传统有关。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铜碗，内部含锡量竟达30%以上，表面甚至可能镀过锡；这迥异于国内传统青铜器17%至25%的成分配比。

而在萝岗水西贝底山南朝墓中出土的几颗小型玻璃珠，经检测属钾玻璃。其拉制工艺与形制，与著名的“印度—太平洋珠”特征相符，应为海丝贸易的产物。

海风徐来，吹开了另一重深蓝的世界——

这些器物沿着季风驱动的海上网络，被层层转运，最终汇入古代番禺所在的南海世界。《南齐书》所谓“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持续性的海上输入结构，使交、广一带，在长时段中，积累为南方帝国财富的沉淀之地。

同时，海风带来的，不只是财富，还有宗教、工艺、语言与新的世界观。展厅中的佛塔模型、莲花纹砖、道教买地券与青瓷器，共同呈现出，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南方世界。

法显曾计划由海路归航广州，虽因风浪最终漂至青州登陆，但其目的地指向，已昭示广州作为海路枢纽的地位；达摩则自海上抵达岭南。

海路迢迢，佛音袅袅。后世相传的达摩登陆处（如华林寺“西来初地”）等，让我们意识到：所谓“平且康”，并不是封闭保守，而是一种在动荡中依然能够保持开放的能力。

这种面向深蓝、吞吐万物的结构性能力，并非魏晋时期的突然异变。从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向海而生，到秦定岭南后“和辑百越”的包容；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海外舶来物，到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初萌——广州，从未是一座封闭的孤岛。魏晋南朝的重组，只是在特殊历史节点上，又一次激活了它沉睡已久的海洋天赋，使其真正成长为东方海洋世界的重要枢纽。

伍

谁在重新发现魏晋广州

展览走到最后，真正浮现出来的，其实还有另一条时间线。那是广州考古学本身的历史。

张强禄在今年2月27日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发表的《从“广州”得名1800年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一文中，曾对这段历史作过梳理：

自1928年4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调查广州市东郊员村乡晋墓，以及1931年黄花考古学院发掘西郊大刀山晋冢以来，近百年的时间里，广州地区经考古勘探发掘的三国晋南朝墓葬至少已有六百余座。古城近郊的密集聚落，无声印证着彼时都会的人口规模。

时间来到1952年3月。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正是肇始于黄文宽先生带队发掘的敦和乡客村晋墓。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文末，还专门引用了该墓出土的墓砖铭文，用以佐证王导对于“江南吴土尚得称康平丰盛”的贡献。

许多今天展厅中的器物，其实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前辈们自冷寂的地层中捧回人间。

2023年，随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全面启动对这些晋南朝墓葬资料的系统整理，历年发掘积累的珍贵旧档与库藏文物，在现代学术视野下被再次聚焦，在静谧的库房中，开始进行更深度的辨认、比对与研究。

而本场展览真正珍贵的地方，正是基于“发掘—整理—研究—公众阐释”的全链条价值，对广州数代考古成果的系统激活。它让公众意识到：考古并不只发生在探方里，它同样发生在库房、档案室、修复台与一代代研究者漫长的整理中。

1800年过去了。

今天，当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连接海洋与世界的重要门户时，我们再回望魏晋时期的广州，就会惊讶地发现，历史的物理空间结构，似乎发生了一次奇妙的“回环”——

当年覆盖岭海、贯通江海网络的“大广州”建制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正呼应着今日大湾区由内陆走向深蓝的开放格局。而其核心城市的形态从未断裂，城址未移，城脉永续。

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隋军攻灭南朝陈，结束自西晋灭亡以来约273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岭南正式纳入隋朝统一版图，并设置作为宏大州级建制的广州总管府。初期，总管府因岭南尚在恢复秩序，暂驻于始兴（今韶关曲江）；随着政局稳定，开皇末年总管府迁治南海（即以古番禺城为核心的区域）。这一建置的确立，实质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地理庇护、政治重组与海路拓展中积蓄的南方力量的一次历史性加冕。

凭借“三江汇总”的天然形胜，作为实体都会与区域行政核心的广州城，在“衣冠南渡”的时代洪流中，不断汲取北人南迁带来的文明养分，逐步巩固了其作为岭南中心的地位。

入唐以后，武德四年（621年）复置广州总管府，武德七年（624年）改称广州都督府。至贞观元年（627年），广州城成为岭南道治所；至永徽年间（约650年代），广州都督府正式统辖广、桂、容、邕、交（安南）五州，史称“岭南五管”。由此，“广府”之名，即源于广州都督府的简称。隋唐时期的总管府与都督府建制，不仅稳固了岭南中心的行政架构，也为后世实体广州城的城市发展与文化积累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此起，这座城池沿着古番禺城核心逐步扩展其行政、经济与文化辐射范围。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积累与演变，最终形成今日以老城区为核心、兼及周边区县的现代“广州市”格局。其历史脉络，体现了从宽泛的州郡治所到岭南实体都会的渐进生成，也奠定了今日“广州市”作为海陆交汇、文化与商贸中心的长期优势。

而如今，这块写着“余广州，平且康”的西晋残砖，仍静静伫立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散发着沉静的光泽。它所见证的，是千年前，乱世生民在红壤上留下的片刻安宁，更是华夏文明在一次巨大历史震荡中，凭借迁徙、包容与重建，重新稳住自身结构的见证。

此心安处，是名“广州”。

文 | 潘玮倩

图 |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潘玮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