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沈括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基础性、框架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自2017年6月1日施行以来，始终坚守保障网络空间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核心使命，为维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筑牢国家非传统安全防线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当前，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迭代，网络应用深度融入千行百业，数据要素价值持续释放，与此同时，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的形势更趋复杂严峻。

时代呼唤法治革新，实践亟需制度回应。2025年10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决定，新法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立足智能时代发展大势，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双重目标，既是对网络安全领域新问题、新挑战的精准回应，也是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网络空间治理迈入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

本次网络安全法的修改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核心导向，全面研判国内外网络安全发展新形势，系统回应技术变革与治理实践的双重需求，在制度设计上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与优化：一方面，创新性增设适应新技术新场景的制度规范，特别是针对人工智能治理作出专条规定，首次在基础性法律层面构建起“发展保障+安全监管”的双重制度框架，推动人工智能治理从局部监管迈向系统规范；另一方面，系统性优化原有制度体系，在部门法协同、执法机制完善、法律责任细化等方面实现突破，显著提升了法律在新技术场景下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具体来看，主要呈现三大亮点：

一是技术治理的前瞻性回应，筑牢新兴技术安全发展根基。新修改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推进训练数据资源、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管，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和健康发展。国家支持创新网络安全管理方式，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网络安全保护水平。”这一规定既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又通过强化伦理规范与安全监管防范技术风险，实现了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精准回应了各方对新兴技术安全法治的迫切期待。

二是法律体系的协同性建构，形成多维共治的制度合力。为解决网络领域立法衔接问题，新修改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守本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时通过设置转致条款，避免相关立法重复冲突，构建起“网络安全法为基础、专项法律为支撑”的协同治理体系，既明确了各法律之间的逻辑关联与适用规则，也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清晰、周延的行为指引，彰显了网络空间治理的体系化思维。

三是法律责任的精准化配置，提升制度执行的刚性效能。修改后的网络安全法坚持分类分级治理理念，区分一般网络运营者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主体责任，细化了技术要素、组织管理、数字内容等多维度的违法情形界定；同时根据一般后果、严重后果、特别严重后果的梯度差异，设置了差异化的处罚标准，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一千万元，大幅提高了违法成本。此外，法律还增设从轻、减轻或不予处罚条款，与行政处罚法做好衔接，既体现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执法原则，又为技术创新留足包容空间，形成了宽严相济、精准高效的法律责任体系。

“法者，治之端也。”在全面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时代征程中，新修改的网络安全法的施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将网络技术研发、部署、应用全链条纳入法治轨道，更通过强化风险治理、推动协同共治、提升保障能力，为构建健康有序、安全可控的网络空间生态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面向未来，随着这部法律的深入实施，必将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网络安全共识，激活多元主体治理活力，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也为全球网络安全治理贡献更加成熟的中国方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