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上极少数女机工之一，战后将半生奉献给祖国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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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焕坤 通讯员 何飞彪 李伟苗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周巍

1939年5月18日，马来亚槟城码头，丰庆轮汽笛长鸣。在祖国的召唤声中，25岁的白雪娇在父亲的凝望中毅然转身，登上甲板，身影很快融入一群同样热血澎湃的南洋华侨青年之中。他们将辗转到达中国西南，成为滇缅公路南侨机工的新生力量。

白雪娇是滇缅公路上极少数女机工之一，是执笔为戈唤醒民众的宣传员，是后来在槟城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先锋，更是将半生奉献给祖国教育的“园丁”。多重身份的背后，不仅是一颗华侨女子的赤诚之心，也映照出千万华侨万里同心、共赴国难的群像。

一封家书见赤诚

1914年，白雪娇出生在马来亚槟城一个富裕的华侨商人家庭，父亲心怀家国，叔叔白仰峰是当地侨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白雪娇在槟城很快成为南洋筹赈抗战的骨干，每天义演、义卖、上街募捐。

1938年8月，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通车，成为战时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生命线”。然而，这条新开辟的交通线盘旋于崇山峻岭间，亟需经验丰富的司机和修理人员来保障抗战军用物资和经贸货物的顺利输送。

1939年2月，时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发布通告，征募精通驾驶和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白雪娇得知后，化名“施夏圭”报名——“施”是母姓，“夏”为华夏，“圭”谐音“归”，寓意“为华夏而归”。

尽管理解女儿的爱国心，父母仍难舍掌上明珠远赴险境。但白雪娇心意已决，甚至请来槟城华侨团体负责人帮忙劝说。最终，父母含泪尊重她的决定。

1939年5月18日，是白雪娇出发的日子，此行千山万水，危安莫卜。翌日，马来亚槟榔屿《光华日报》刊登了白雪娇给父母的告别信。信中她写道：“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这封情真意切的家书，诉尽了对小家的眷恋，更彰显了为国奔赴的大爱，激励了众多南洋华侨投身抗日。

一生步履为祖国

经过海上、陆路一个星期的颠簸，机工队抵达昆明。白雪娇被安排协助做机工队的后勤与医护。白雪娇在2005年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曾回忆起滇缅公路机工们的艰难生活，“洗脸喝水，都是到山坡上接一杯杯的黄泥水，沉淀了再用”。

白雪娇一心想到抗战最前线，便从昆明经贵州到重庆，再想办法前往延安。经介绍，她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找到了邓颖超，表达了上前线的愿望。邓颖超告诉她，什么地方都可以抗日。白雪娇遂听从邓颖超的建议，转到成都就读齐鲁大学，参加大学生宣传队，徒步深入川北地区，从事抗日宣传与伤员慰问工作，并为南洋报刊撰写战地报道，让海外听见祖国的声音。

抗战胜利后，白雪娇回到槟城，在一所华文学校当校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白雪娇带领华校的教师，升起槟城上空第一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是白雪娇参照报纸的资料，请裁缝提前缝制的。

1951年，白雪娇回到祖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后在广东侨中、广东师院、广州师院（现广州大学）等单位任职，直至70岁退休。

2014年，白雪娇于广州病逝，享年100岁。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副会长代帆：

约七成南侨机工祖籍广东

羊城晚报：作为当时极少数回国参战的南侨女机工，白雪娇的经历有何特殊之处？

代帆：南侨机工的核心任务是在滇缅公路等“抗战生命线”上运输军事物资，这项工作本身已充满艰险。而作为女性机工，白雪娇面临的挑战远超男性成员。她不仅需要克服体力上的天然差距，还要应对生理周期等特殊困难。也正因此，南洋女青年回国抗战的事迹深具感染力，颇能激发大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她们绝非抗战的配角，她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影响力，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羊城晚报：广东在支持南侨机工回国抗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代帆：南侨机工归国参加抗战是华侨史上的一次壮举，而广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多重关键角色。首先，作为著名侨乡，南侨机工中约70%祖籍广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招募时，也依托粤籍华侨的宗族、同乡网络（如潮汕商会、五邑同乡会）进行动员。其次，广东是南侨机工的“重要中转站与后方基地”。多数机工从新加坡乘船抵达香港后，经广东进入内地。广东不仅承担了接收、培训机工的任务，还提供了重要的后勤支援。抗战胜利后，约1/3的南侨机工选择留在国内，其中不少人定居广东，继续参与祖国的建设。